中国歙砚

平度市勇华民俗博物馆 刘亚玲

南唐后主李煜痴迷砚台，宋李之彦《砚谱》载其：所用澄心堂纸、李廷圭墨、龙尾石砚，三者为天下之冠。李煜在位期间，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了“砚务官”。

宋代，“文人皇帝”辈出，宋仁宗、宋徽宗等留下许多与砚有关的故事，宋高宗亲自参与对砚台石品的讨论。除了皇家，还有达官显贵，苏轼、米芾是这个时期砚台收藏家的代表。

藏砚的过程就是收藏文化的过程，经过历史的变迁辗转，沉淀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神韵，鉴赏一方砚台臻品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，同时砚本身坚韧浸墨而不染的品格也为砚藏家所乐道。砚也因其有文人参与的历史性而被藏家追捧。

文人雅玩，赏玩的不仅是每一项文具的实用价值，更多的是体现文人志趣的审美和收藏理念。

砚台上的题铭，是赏鉴砚台的一个途径。

比如曾为清初大家朱彝尊珍藏的端石桐叶砚，其铭文显示出该砚的流传经历；清端石黄任铭锄云砚，从题铭中可印证是清初大藏砚家黄任的“十砚”之一。这些文人名砚不仅展示出端石的天然之美、工艺之美，更彰显出古代文人的诗、书、画及金石造诣，为端砚增添了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。

诗言志，歌咏言，砚铭心

其实，每方砚都是一册永远的教科书。它是深刻而缜密的遐思，它是风致而清澈的雅望。砚，是学问，是涵养，更是修行。

当你有福、有运与砚同喜同乐，因砚而产生的智慧灵光温暖在手，启迪在心的时侯，生命被放大，延展，时空被压缩，穿越。

正所谓“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”，常撰砚铭，或励志，或赠人，甚为风雅。

砚台，源于自然，用于雅阁。
笔会写秃，墨会研尽，纸会用完，而唯独砚台，可以超越时间，超越历史，历久弥贵。

拓展延伸――天柱山摩崖石刻

天柱山摩崖石刻，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的大泽山主峰之西，属大泽山脉。1988年天柱山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天柱山山势突兀，拔地而起，似擎天玉柱，郑道昭以其“孤云干上，因以名之”。因此，自北魏时起，天柱山的名字就延用之今。“山不在高有仙则名，水不在深有龙则灵”，天柱山的闻名，实赖山上的东汉、北朝摩崖刻石群，随着这些珍贵书法艺术瑰宝知名度越来越高，天柱山也名闻遐尔，成为书法名山。

天柱山上现存刻石主要有东汉“中平三年弟子”刻石、“郑文公之碑”、“东堪石室铭”、“上游下息”、“此天柱之山”、北齐“天柱山颂”、东魏石窟造像题字等。其代表作为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主持刊造的“郑文公之碑”、“东堪石室铭”等最为著名。

郑道昭，郑羲（文公）次子，字僖伯。北魏荥阳开封人。少而好学，综览群言。历官秘书郎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、秘书监、荥阳邑中正、平东将军、光青二州刺史等；郑述祖，字恭文，北齐荥阳开封人，郑道昭第三子。北齐后主天统年间，出任光州刺史，主持刊造“天柱山颂”。

 “郑文公之碑”全称“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”，位于天柱山之阳，碑身是一块天然碑状石稍加琢磨而成，高350厘米，宽150厘米，碑文正书，计882个字。碑文内容是郑道昭为其家族歌功颂德，主要记载了其父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。从碑文书法看，结字宽博，笔力雄健，具篆分之意，生动地体现了北魏年间书法由隶到楷的大变革风貌。清人包世臣赞其“有海鸥云鹤之致”，叶昌炽说：“北朝书第一”，刘海粟先生登山后为天柱山石刻题字“瑰玮博达，绝壁生辉”。

 “上游下息”刻石位于山中间一天然豁口，俗称“秋千口”，题字刻在石壁西侧，其书法用笔以方为主，中锋行笔，长撇大捺，气度开阔。“此天柱之山”刻石位于主碑上侧，书法用笔瘦硬，挺拔流畅，体势开张，气度不凡。“天柱山颂”又名“四言诗刻石”，隶书，郑道照昭之子郑述祖作，在历史上影响也很大，可惜己毁，仅存残石200余字，现存平度市博物馆。

天柱山摩崖石刻，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一枝奇葩，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历代学者和书家都给予极高评价，正如清代大书法家杨守敬所说：“道昭诸碑遒劲奇伟，与南朝《瘗鹤铭》异曲同工，擘窠大字此为极则。”天柱山上每一块刻石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，圆劲、厚重、严谨、豪放的笔致无所不有，奇险、宽博、疏宕的结体亦几无不备。